点击数：1124 更新时间：2019-12-2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的方向路径、目标任务，也对新时代美育工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一种传授审美观念与审美经验的教育形式，以丰富的直观性使心灵在感受形式、领悟意义和体察价值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沟通情感与理性并融入意志抉择和动机取舍，从而实现各种能力全面、协调、和谐发展，最终促进人格的完善。我们都在天空下大地上度过自己的人生，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水中游鱼的快乐与天边浮云的悠闲，领悟到阶前青草的勃勃生机及窗外南山的蕴藉，体察到先贤的贫贱不移和英雄的威武不屈。因为，敏锐的审美耳目、充沛的审美情感和健康的审美灵魂，需要培养和陶冶。而培养和陶冶的过程，即为美育。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美是人在主动生产和创造过程中使自己的生命处于解放状态而获得的感受。在此意义上，美育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一种生命塑造，它激发美感、挖掘潜能、彰显智慧，对人生具有润物细无声般的化育，属于本体层面的教育形式。其核心是培养生命意识，了解生命价值；其内涵是尊重和珍惜生命，发掘生命的社会意义，并将真、善融入美的形式，使单纯的审美臻入大美之境。每当灵魂与精神远离，生命逐渐蜕化为一种动物性存在时，美育便脱颖而出，成为人性摆脱畸型状态的重要方法，使之再现崇高，重放光明。可见，美育是知性与道德的中介，也是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津梁。正是美育，让生命之花绽放得坚定、优雅而且绚烂。
二
自古以来，东西方都重视美育对立德树人的作用。古希腊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提出音乐教育对于培养城邦公民勇敢、节制、正义等美德的重要性。而美育之于数千年中华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亦功不唐捐。上古时期，中国便已出现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教；西周建立起来的礼乐文化制度，则对中国数千年文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思想，更奠定了审美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在中国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孔子深知艺术审美的力量，虽然“礼”与“德”已由德育内化为一种心理要求，但只有“成于乐”“游于艺”的美育才是最高境界。在此，道德目标通过审美转化，成为自由人性的有机组成而发端内心，让枯燥严肃的理性染上灵动的色彩。孔子的美育思想是后世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精神价值核心所在，一直被此后的儒家所继承。如战国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西汉《乐记》提出“乐者，通伦理者也”；宋明理学经广泛吸收佛道理论之后，将美育理论本体化、精致化、体系化，提倡洒落自得、浑然至乐的人生风范和人生境界，强调通过“乐”这一自由心境的体验，达到真、善、美及知、情、意的统一，等等。
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美育不仅传授艺术形式带来的审美情感，而且蕴含深厚浓郁的家国情怀、社会理性与道德精神。事实上，道德和艺术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两大精神基石，中华人文精神亦由此带有泓邃的审美品格。如钱穆所言：“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中国之人生乐处，即在是矣。此非中国之文化特质乎！”在中国，艺术与道德的有机结合，涵养出一种人格审美求善的美育文化和美育精神，甚至不妨说，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方式和渠道就是美育。纵观历代中国社会，无不将生活化、道德化的艺术作为人格培养的基本手段。这种通过审美中介来实现外在规范向内在自觉的转变，迥异于德国哲学家康德对抽象“先验理性”或“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而是融合具体情境，一方面在艺术审美中追求人格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又在道德培养中追求人格的艺术境界，最终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极致。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空前密切，中国美育文化和美育精神开始发生变化，其理论形态呈现出中西交融的面貌，也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和精彩观点。如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首次全面论述了美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初步建立起中国现代美育架构。蔡元培筑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借鉴康德、席勒美育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还推动美育列入国民教育计划，让中国现代美育走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朱光潜则拓展了蔡元培的美育理路，以当时美学和心理学研究最新成果为依据，强调美育对个体心灵的解放功能，突出了美育作为创新教育的特征和意义，并将美育落实到人的生命体验之中。刘海粟、丰子恺、林风眠等人的艺术教育便属于这种美育观点的践行。如果说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的美育思想属于启蒙类型，那么，陶行知、徐悲鸿等人奉行的美育思想则将美育的终极指向定位于社会救亡与民族解放。综言之，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对传统的最大超越之处，是形成了以个体独立之“人”为本位的思维方式，重视“人”的价值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从“人”的心理结构出发，讨论与美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三
近现代以来，中国美育的内涵一直随时代发展而变迁——从强调对国民性之改造与国家自新图强，到提升国民文明程度、振奋民族精神，再到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环节，美育的内涵无论深度抑或广度，都有明显进步，既包括审美教育，也包括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美育与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联系越来越密切，也因此越来越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儿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继而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步步脚踏实地以大美化育人民，以大美塑造民族。
当我们回眸过往，便可以深刻认识和领悟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的理想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百折不挠顽强御敌的意志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夺取全国解放的精神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积极进取、建设家园的担当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意气风发、革故鼎新的创新美；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同心同德，追梦圆梦的自信美……在新时代，美育既有对自然美的欣赏，也有对人格境界道德美的追求，还有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精神美的弘扬，更有对红色文化内涵理想美、信仰美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是对美育的清源正本，指引美育保持正确价值标准和高尚理想境界，为美育对象树立了不可动摇的信念、信心、信任，并由真生信，由善生和，由美生爱，在对真、善、美的奉献过程中坚定信仰，于本真生命的映现过程中完成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
四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教育在当今中国美育中的地位愈发突出。艺术与审美，皆是人类生命自由的表现，但美育却并不等同艺术教育，前者的内容更加宽泛并包含后者。然而，艺术源自审美，它以审美为基础，是审美文化最集中、最典型的形态。因此，很大程度上，美育和艺术教育的功能和目标是重合的，艺术教育乃美育的最佳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的出现属于动态的“生产”，即我们耳熟能详的艺术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看作人类生产自己的新生命。马克思主义对艺术生产的理解，无疑更凸显了艺术本身的美育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学和艺术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指出“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并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可见，艺术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精神掌握方式，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艺术歌颂生命的美好，荡涤灵魂的黑暗，反映正确的价值追求和崇高信仰，有助于民族与社会的进步发展；艺术亦与人的生命世界和生活环境同构，关注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昭示人之存在的真理，使人勇敢而乐观地直面人生、直击现实、直观未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艺术工作者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第二封信写给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第三封信写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这三封信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光芒，充分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者、艺术教育工作者、美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尊重，以及对美育和艺术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殷殷期望。
在给乌兰牧骑队员们的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他们“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这是对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深刻揭示。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写人民、演人民、为人民，才能在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发挥好文艺的美育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牛犇的信中，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成就人类伟大事业离不开信仰、情怀、担当。有信仰才有目标，有情怀才有温度，有担当才有筋骨，三者兼备，才会有“大爱之心”，铸“大美之艺”。所谓大爱，就是与天地往还的广博之爱，与时代共呼吸的磅礴之爱，与人民共命运的深切之爱。只有秉持大爱之心，才能在培养后代的过程中将道德、智慧、知识化为涓涓清流，激励一代代莘莘学子继承传统、创造未来，把中国梦变为现实。所谓大美，是涵养道德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方式。它通过诗化的哲思与生动的直观把握世界真谛，是感性和理性、直觉和思维、肉体和精神高度融合的产物。而大美之艺，蕴涵着从“技”到“艺”再到“道”的创作升华序列，蕴涵着艺术家整个生命过程创造的理想追求，乃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融汇后的赫然显现，是中华美学精神所外化出的曼妙图像。
在写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这要求以“大爱之心”与“大美之艺”来培养“大德之境”。中华美德是真正的大德。培养中华美德，必须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人民，让美成为每个人的生命底色。我们进行美育或艺术教育，就要以中国精神为创作灵魂，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审美理想，将爱国主义注入生命，对生活充满热情，对人民充满温情，对国家充满深情，对创作充满激情，呈现中国艺术独特风格和独到价值。当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进步思想，传播和平发展价值观时，应借助那些兼具亲切度、穿透性、覆盖面和震撼力的作品，它们充满底气、骨气、正气、大气，是中华美德最好的代言者。中国美术馆珍藏着大量这样的作品，它们是出类拔萃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艺术瑰宝。近年来，中国美术馆通过策划举办越来越多的展览，活化经典、吸引观众，让美育融入公共生活，尽最大可能发挥这些经典作品的美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五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结晶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对马克思主义美育思想亦有很大的继承与发扬。而马克思主义美育思想有别于前人的最独特之处，就在于指出人类审美活动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非沉溺于虚幻的精神王国以致脱离现实。所以，马克思主义美育观让人类的审美活动超越了艺术活动或精神活动领域而涵盖人类的一切活动，并且发现了遵循美的规律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活动时的重要原则。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民族未来，审度时代大势，结合现实国情，用六个“下功夫”，即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明确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方法论。这一重要论断，扎根国情、挺立时代、契合民意、寄托理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美育思想之光——它不仅赋予了中国美育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和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精神基础，也为中国当代美育铺设了实践存在论的底色，因此必将培养出更多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统一，具备更高文明程度和更健全人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应该说，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进程中，美育一直如影随形。它让中国人的生命不断积淀文化内容，于感性展开同时完成理性规范，成为中国人自我丰富、自我完善的不竭动力。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将继续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立德，以美树人，以美储善，以美启真，以美养性，以美怡情，以美治言，以美导行，用美提升全民人文素养，沉淀文化自信沃土，塑造文化秩序与培养文明高度，充分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之美。
（文章刊载于《光明日报》2019年2月1日第11版。作者：吴为山，系中国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