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冬:如何在新时代办出人民满意的高等艺术教育?

点击数:1208    更新时间:2019-12-09

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伟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需要”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其中就包括人民对接受更好的艺术教育的需要。那么,如何在新时代办出人民满意的高等艺术教育,这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新时代高等艺术教育要站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贯彻落实在艺术教育的理论层面和实践过程,包括溯清本科教育本源、整合艺术学科布局、创新专业学位建设、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从而肩负起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历史使命。

溯清本科教育的本源

艺术本科教育是艺术大学的本源,也是培养合格艺术人才的基础,理应建构适应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的结构、秩序和各种规范。在中国,它是以专业或专业方向为单元,以艺术专业的课程设置作为艺术技能学习和艺术知识获取的主要路径,以教材作为实施课程教学的支点,在优秀师资的教学实践中实现对优秀的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通过梳理这一简单的逻辑链条,就可以看出,对艺术大学的本科教育而言,真正的“主战场”应该是在教学,而不是在科研或艺术创作。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艺术类高校,在处理教学、科研和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存在着偏颇,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国外著名的大学,如美国教育学家哈瑞·刘易斯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失去灵魂的卓越》,堪称专门探讨本科教育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所伟大的大学是如何忘记教育”,而这里“伟大的大学”就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

因此,本科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尤其对于“艺术大师”的培养,需要相对漫长的时间,本科阶段的教育成效往往都是隐性的、后置的,或者说它的成效很难在短时间内归纳为一组数据、很难予以量化和考核。但“科研”和“创作”则不同,他们往往带来“显赫的光环”,通过一组数据就可以量化优劣、品评高下。但是对于艺术大学或者艺术教育来说,对于本科教育质量延承这种评估途径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将立体化的“人”的培养、“美”的涵育归演成扁平化的数据指标体系,会让多元整体的、客观存在的艺术教育体系走向机械化,失去生机和创造力。

长期以来,包括艺术教育在内的大学本科教育就是围绕着这些不停变换着的数据体系孜孜以求,却失去了教育的本源和方向。本科教育难以和高水平、分量重的科研指标、成果数据挂钩,所以在式微、在边缘化。“转型”成了大学走向现代化、内涵式的捷径——从“教学型”迫不及待转为“研究型”,至少也要争取到“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层级。而对于教学这一本源,管理者、教育者和学生似乎都在轻视和倦怠。让人庆幸的是,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以后,“本科教育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最重要基础”又重新成为高校共识。

但是,大学本科教育正本清源、勃兴发展绝非一日之功。单就艺术人才来说,目前,本科教育阶段中规中矩、循规蹈矩地完成专业课程考核、拿到实践学分,似乎成为惯性思维,如何在已然丧失生机的场域中寻回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审美、独立创新能力的主体性,“穿新鞋走老路”是不行的,要求新时代的艺术本科教育必须对专业、课程、教材、教师都实施一场根本性的“革命”,使这些核心质素能够契合未来的人才培养、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需求。

就拿课程来说,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淘汰那些观念保守、内容陈旧、方法落后的“水课”,努力打造一批具有艺术创新性和审美接受度,符合国家标准,具有国际领先的艺术“金课”。对于“教师”来说,回归本科教育的本源,以教学为重,并不是要割裂与“科研”“创作”的关系。缺失科研探索和创作支撑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无法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比肩。我们要重视的是如何让“科研”和“创作”不再成为艺术教育中三足鼎立的“两足”,而是能够反哺教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就需要针对艺术本科教育成果科学评价体系的精准牵引、转换并行和激励保障,为开展多元化的艺术本科教学实践提供精准的牵引,让它重新回归培育艺术人才的正轨上来。

整合艺术学科布局

学科建设,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不只是字面上的简单涵义,更是综合多个重大建设领域的复杂工程,它最起码要包括学科方向凝练、学科特色打造、专业师资建设、学科人才培养、专业科学研究等等。

就学科方向的凝练而言,艺术大学更需要学术传统、学术积淀的梳理集成,尤其是美学思想、美育特色等,因其地域、初创及发展的历程不同,如何凝练出具有自己特色和优势的学科方向是艺术大学最为顶层的设计和发展战略规划。定位准、方向明确,艺术学科建设就能事半功倍、优势明显,甚至在竞争者中弯道超车,反之就会在错误的方向上丧失先机、在同质化的学科竞争中难以突破。这也关系着接下来的学科师资队伍的遴选和建设,如同一个支点下的重心,师资队伍强、富有艺术教育经验,再加上正确的学科布局,艺术人才培养的层次就会卓尔不群,继而推进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声誉的的提升,形成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一流学科为引领,培养出一流的人才,产出一流的成果,回应普罗大众的审美需要,为社会文化繁荣发展履践使命。

在学科建设和布局中,艺术创演和与之相配套的硬件保障等,也是目前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特色最能彰显也最易于“出彩”的亮点。然而,过去我们在艺术学科布局和考量中,艺术创演这个主角却常常“缺席”,现在虽然有了,但却没有好的“舞台”,这就是资源匮乏下的设施设备投入不足,硬件保障缺乏的问题。“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似乎成为高等教育挂在嘴边的座右铭,但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固然要有“大师”,但也不可没有“大楼”,对于艺术教育的现代化来说,保证艺术创演的基础设施、声光硬件、仪器设备是根基,否则,一流的艺术学科建设只能在规划“空中楼阁”。硬件保障必须有赖于资源投入,如前所述,在现有资源分配的数字标准和精准的定量分析之下,艺术大学难以获得竞争优势。

对艺术教育的质量评估,不是否定一切标准和指标,但更应该着眼于“一流艺术学科”的深广涵义,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去衡量贡献大小、价值呈现;在传播和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宽广场域中评价担当厚薄、功过成败;在文化自信的坚定与推进中去展示成果、评判质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去比拼“软实力”、衡量“高水平”,这样才能为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科,营造更加富有生机和符合艺术律动的建设环境。

创新艺术专业学位建设

中国的艺术专业学位走到今天已有十年历程,笔者曾经组织南京艺术学院的专家学者团队,编制完成我国“美术和设计”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回首过往,艺术专业学位从最初的“在职”教育到现在“全日制”培养,在育就专业艺术人才、促进艺术教育多元发展方面成果卓然。我国艺术领域的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当时艺术学为一级学科,下辖音乐、美术、设计等八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文学门类学科。研究生培养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类,诸如油画、国画、平面设计、音乐表演、舞蹈表演、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等等,专业方向设置至少有几十种之多。学制一般为三年,所授学位为文学硕士(FA),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研究生培养体制。三十多年来,这种体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的艺术高端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在艺术领域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艺术学于2011年升格为门类学科后,国家开始实施艺术专业硕士工程。包括南艺在内的部分艺术大学在原先在职专业学位培养的基础上,实行“双轨制”,原先研究生培养类型称为学术型(MA),包含“实践”和“理论”两类,而艺术专业学位则称为“专业型”(MFA)。这种分类方法在名称上极易引起割裂性的认知误解——“学术”研究生培养缺乏“专业性”,“专业”研究生教育在“学术”方面肯定有所疏失。两者相较,似乎“学术型”要比“专业型”更具有竞争力,所以称为艺术深造的首选。但是在实际上,按照国际惯例来说,在艺术教育的实践中,专业学位(MFA)是终极学位,意味着获得者可以申请在任何一所艺术大学或者大学艺术专业担任教职,职称评聘不受任何影响;而所谓的学术型学位(MA)则不行,因为对于艺术高等教育来说,“MA”只是一种过渡学位,在某些国家只要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为了破解这样的学位定位误区,笔者所在的南京艺术学院从2013年开始,对研究生培养方案实行改革,将所有实践类专业方向统统归置为“专业型”,只有纯理论研究的专业方向被保留为“学术型”,这样改革的依据是现代社会艺术生产的消费需求——“艺术生产”与“艺术理论”之间的比例应该大致是70%和30%的关系——70%一定是在实践层面上的艺术人才,他们所生产的艺术成果应该体现在作品和舞台上,为国家人民“歌”与“舞”、为这个时代“鼓”与“呼”;30%致力于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由是观之,艺术专业学位的人才培养方向才不至于舍本逐末,更符合未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

弘扬艺术“美育育人”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充分强调了美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美育育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功,也深刻阐释了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那就是“立德树人”。所谓“立德”就是要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人生观和高尚的价值观,而“树人”就是要在通过教育,使他们在艺术技能上精进卓越,这显然赋予了艺术教育更为深广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和功能。

强调以上观点,是因为在艺术教育的实践中,往往容易把艺术教育等同于美育,甚至简化为“唱唱歌、学画画、跳跳舞”的音美课。但是,艺术教育所包含的绝大多数专业都相对集中在技能技巧的训练层面上,是形而下的;而美育是绝对的“形而上”,包括价值观引领、世界观涵育,是一种“大道不远人、袭我以异香”的思想和灵魂教育,也是指向“道技合一”与“德艺双馨”的终南险径。正如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中文版序言中所言:“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超越了学科的专业技能。通识教育旨在利用大学生的可塑性,鼓励年轻人认识自我,并发现自己的生活道路。通识教育的任务还在于提醒学生:自己应对社会知恩图报,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人类谋福利,而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经济富足。”笔者认为,这里“通识教育”大致类似我们所提及的“美育”,包含着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陶甄。

因此,美育育人,不仅要求教师掌握美育基本知识,将中华美育精神贯穿于艺术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好“思政课堂”与“课堂思政”;而且应该开设各类艺术理论课程或艺术欣赏课程,以提高艺术教育人才的艺术修养和美育理论素质,这也就是说,“课堂思政”并不是要把“思政课堂”的内容在各类专业课上去进行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专业课堂上教师必须要把知识、技能所服务的目标引领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让学生知会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正确用途,在课外活动中广泛自觉地实践形式多样的美育活动——一如哈瑞·刘易斯一再强调的:“学生自己应对社会知恩图报,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人类谋福利,而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经济富足”。以上这些目标在高等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得以实践,最终需要大学履行自身的使命,制定出严谨的教学计划和组织实施方案,同时加大教学投入和执行力度,让这种思政教育和艺术教育水乳交融、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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